2026还有人结婚么？
原创 李圆方 圆方你怎么看啊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成为了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新中国成立前，封建婚姻制度在全国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的婚姻自由，断送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更把一代又一代妇女推入痛苦的深渊。
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一夫多妻等现象普遍，妇女在婚姻中毫无地位，常遭受虐待甚至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
这种状况严重束缚妇女，也影响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
1948年9月，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向中央妇委布置起草婚姻法的任务，强调新中国不能没有统一的婚姻法，中央妇委随即成立以邓颖超为首的起草小组，以苏维埃婚姻条例为重要参考，深入调研，反复修改，前后易稿41次。
婚姻法的立法原则，是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在起草婚姻法期间，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离婚自由“这一条，邓颖超坚持一方坚决要求离婚即准予离婚，以切实保障妇女权益。
草案形成后，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等各方意见，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于1950年4月30日签发命令，5月1日正式实施。
之所以婚姻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核心原因在于婚姻家庭问题与五亿多民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同时，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解放妇女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推动新民主主义建设。
且婚姻制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基础环节，比土地改革法、工会法等更具普遍紧迫性，能快速树立新的社会伦理和制度标杆。
不过，婚姻法出台和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思想层面，封建礼教影响深远，不少人对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原则抵触，认为违背传统伦理，部分农村甚至出现抱怨立法的声音。
执行层面，基层干部存在认知偏差，有的将其视为“离婚法”“妇女法”，执行不力还有干部受封建思想影响，对法律持怀疑态度。
社会层面，法律实施触动部分群体利益，农村地区买卖、包办婚姻仍大量存在，干涉婚姻自由、迫害妇女的案件时有发生，1951年政务院检查时就发现诸多严重问题。
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央在1950年4月30日下发通知保证法律执行，1953年3月开展全国性贯彻婚姻法运动，通过广泛宣传让法律深入人心。
同时出台婚姻登记办法，简化婚姻登记流程，推动新婚姻制度落地，从数据也可以看出来，1953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117万件。
对此，有专家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第一次离婚高潮，标志着我国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崩溃，是我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步骤之一，符合当时历史要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
今天这一篇《婚姻家庭关系秩序重构》是圆方2026，世界会更好么?系列的第5篇
2026，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讲了全球地缘战略秩序重构
2026，中美谁能攀登技术之巅?讲了技术革命产业秩序重构
2026，你的城市还有机会么?讲了城市发展能级秩序重构
而之所以把婚姻家庭关系重构，排在第4位，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前面三个。
很长时间，其实我们对于婚姻、家庭包括亲密关系的认知是不够充分的。
经常看到的各种宣传文案，从来都是什么舍小家顾大家，为了抢险救灾值班，甚至连一些家庭成员重要的节点都无法参加。
似乎在很多事情面前，家庭关系这件事情并不重要
但其实，家庭关系，对于我们而言，对于全社会而言的重要性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H·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系统阐述原始社会发展规律。
1878到1882年，马克思研读《古代社会》并做详细摘要与批注(约180页)，计划基于此撰写相关著作，但生前未完成。
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承担整理其遗稿、完成未竟学术工作的责任。
1884年10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瑞士苏黎世以德语单行本出版。
这本书中，恩格斯指出: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依赖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食物、衣服、住房等必需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生产工具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繁衍，即种的繁衍)
家庭是”人自身生产”的核心载体，是实现生育与人口再生产的基本社会单位;家庭形式与发展阶段直接反映人自身生产的状况与特点。
在原始社会，劳动越不发展、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家庭关系)的支配，家庭关系构成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
恩格斯将家庭形式划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四个依次递进的阶段，每个阶段都与特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经济关系相适应
其中，专偶制家庭与文明时代相适应，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胜利)，是历史上第一个与私有制相匹配的家庭形式。
恩格斯论证，家庭具有自然关系(两性结合、血缘联系)与社会关系(经济合作权力分配、伦理规范)的双重属性，本质上是二者的矛盾统一体。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属性日益成为家庭的主导属性，家庭关系越来越受经济关系财产制度的制约，而非单纯自然本能的体现。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内部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属关系)的性质，直接影响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家庭关系的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或重要组成部分。
而正如圆方前几天文章所写，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驱动下，我们的社会很快将会迎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那么，家庭关系又会如何发生变化呢?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随着AI所带来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保障越来越成熟，全社会越来越广泛的信息传播所带来的观念改变。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在不步入婚姻(或者选择离开婚姻)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依然可以生育养育孩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未来的婚姻关系会星现怎样一个发展趋势呢?
关于这个问题，圆方一直有着很多思考
在2023年，圆方写了从汪峰和章子怡，看婚姻的几个趋势
文章中圆方说:
…80后这一代人，大概率会在有生之年见证“婚姻制度”的一次”变革”
在2024，圆方写了“现代婚姻制度”是不是不够”现代”了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当时最高法对于民法典对于婚姻家庭篇有了新的司法解释。
文章中圆方说:
……法律无法改变经济基础，法律只能调节分配关系。当通过法律调节的分配关系，和现实经济基础产生较大偏差时，被影响的每一个人都会“理性”的通过自己的行动，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使得经济基础和分配关系能够大致对等和平衡……
在2025年，圆方写了李亚鹏没有输给婚姻，他输给了”岁月
文章中，圆方说:
但真正让人退却的，往往是那漫漫长夜里，看不到尽头的微光。
是那种看不到”希望”的压抑。
那具体来说，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到2035年，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秩序重构，会演化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2026年我们又会感受到哪些具体的变化，而分男女来看，我们又应该建立怎样的认知，适应这种变化呢?
站在2026年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回望1950年那部石破天惊的《婚姻法》，会发现那是一场关于”人”的解放。
它通过法律的形式，强行切断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个体的血肉连接，把妇女从家庭的附庸变成了社会的公民。
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的2035年，一场同样深刻、甚至更具颠覆性的“秩序重构“正在悄然发生。
这场重构的逻辑基础已经不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赋予，它是生产力在人工智能时代爆炸式增长后的必然产物，是分配关系在数字化生存背景下的被动调整。
我们可以预见，到2035年，传统的婚姻契约将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种挑战的首要驱动力来自于财产权权属逻辑的根本改变。
回顾历史，婚姻在本质上是一种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而设计的经济制度。
恩格斯在论述专偶制家庭时就深刻指出，它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胜利。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人类通过婚姻来锁定资产、分配继承权。
然而，到了2035年，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财产保全逻辑正在迅速瓦解。
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现状，我们会发现高净值人群对传统婚姻的敬畏并非源于道德，而是源于对资产分割的恐惧。
在复杂的现代金融体系和严苛的离婚分产法律下，步入婚姻往往意味着巨大的财务风险。
未来的中国，随着民法典司法解释的不断完善，随着财产透明度的极大提高，婚姻的“避风港”属性将逐渐被“风险源”属性所取代,
年轻人会越来越理性地意识到，与其通过一份沉重的法律契约来锁定并不稳定的情感，不如通过更加灵活的信托、保险和合伙协议来处理财产关系。
当财产权的保护不再依赖于那张纸，婚姻的仪式感和法律约束力就会在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加速消退。
与此同时，社会生产能力的质变正在重塑个体的独立性。
在过去的社会模型中，家庭是一个互助组，是一个基本的生存单元
一个人如果不结婚，在面对疾病、养老、育儿以及繁重的家务劳动时，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
但是，AI技术的普及和机器人产业的成熟，正在把这些原本属于家庭内部的协作职能彻底社会化。
到2035年，当育儿机器人可以承担大部分精细化的照顾工作，当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能够提供比子女更专业、更尊严的晚年服务，当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保障和育儿补贴能够覆盖一个人的基本体面生活，婚姻作为“生存避风港”的价值将归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的独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人们不再需要为了换取生存资源而在一段充满了委屈、压抑和消耗的长期关系中妥协。
过去我们说“为了孩子忍一忍”，或者”为了名声凑合过”，在2035年的人看来，这种牺牲不仅没有必要，甚至是一种对生命质量的极大浪费。
社会保障的提升让每个人都有了“随时退场”的底气。
这种底气会导致婚姻的平均存续时间大幅度缩短，而单身、同居或阶段性亲密关系将成为社会的主流常态。
这种独立性的提升还会带来一个更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生育观的彻底脱钩。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结婚是生育的前提，生育是婚姻的目的。
但在2035年，以马斯克为代表的新型生育观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中国的部分先锋群体中普及。
这种观点认为，生育是一种对人类文明基因的延续责任，或者是个人生命意志的延伸，它并不一定要绑定在一段传统的、排他的二人关系中。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合法化趋势和伦理边界的拓宽，很多拥有高社会地位和高经济能力的个体，会选择跳过婚姻，通过技术手段独立养育后代。
他们追求的是基因的传承和对下一代的优质培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男耕女织”。
这种模式下，家庭的形态将变得极其多样化。有可能是单亲精英家庭，有可能是多方共同抚养的合作模式，也有可能是基于共同理念而非血缘组建的类家庭组织。
生育将从一种”家庭义务”转变为一种”个人选择”甚至是”文明投资”,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秩序的重构会给社会伦理带来巨大的冲击。
很多人会忧虑，如果家庭消失了，社会的细胞碎裂了，人类文明还能稳定吗?
这种忧虑本质上是对旧秩序的依恋。实际上，婚姻制度的演变始终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
当农业文明需要人口红利时，我们推崇多子多福和宗族大家庭;当工业文明需要劳动力流动时，我们推崇核心家庭和一夫一妻;当智能文明进入到一个高度原子化且物质极度丰富的阶段，我们必然会迎来一个“后婚姻时代”。
在2035年的中国，我们或许会看到这样一副图景:
法律依然保障婚姻自由，但社会不再将婚姻视为一个人的必选项。
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的是个体的成长和创造，而不是彩礼、买房和婆关系。
国家通过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和数字化的社会管理手段，确保每一个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的个体，都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确保每一个新出生的生命都能获得优质的抚育资源。
这种关系的重构，实际上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回归。人们不再是家庭的零件，不再是生育的机器，而是成为了能够根据内心真实情感去选择亲密关系的自由人。
这种变革可能会经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就像1950年《婚姻法》实施初期所遭遇的那些思想抵触和执行困难一样。
旧的观念会反扑，传统的家庭伦理会发出最后的呐喊。
但是，生产力的车轮不可阻挡。当AI能够为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当政府能够为我们提供生存保障，当法律能够为我们处理财产纠纷，婚姻剩下的唯一理由，就只剩下那纯粹的、不掺杂任何功利利益的爱了。
如果两个人选择在一起，那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一起。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高层面的“婚姻自由”。
圆方认为，这种秩序的重构，不是人类文明的退步，这恰恰是人类在解决了物质乏之后的文明跃迁。
我们正在从一种“契约式生存”走向一种“审美式生活”。
家庭的定义将被重写，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堡垒，而是一个开放的、基于情感和精神连接的港湾。
2035年的中国，将会在全球率先探索出一种适应智能社会要求的新型伦理秩序。这种秩序的核心，是个体权利的充分彰显和全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支持。
其实，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种被称为婚姻家庭秩序重构的震动感，这种震动源于一种旧时代的温情面纱被彻底撕开。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法律与财产的极端透明化，2025年随着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已经完全沉淀到了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
我们现在随处可见关于彩礼纠纷的法庭判例、关于婚前房产出资比例的精细核算以及对于一方隐藏共同财产的严厉追索。
这些法律实践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且冷酷的信号，那就是婚姻正在回归其作为一种风险共担协议的商业本色。
过去那种只要结了婚就能靠对方的资产实现阶层跃迁，或者靠婚姻来获得终身长期饭票的幻想在2026年彻底破灭了。
现在许多人，在走进民政局之前，往往会先走进律师事务所或者理财规划师的办公室。
这种变化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巨大转向，大家开始意识到婚姻已经成为了一个高门槛、高风险的博弈场。
如果双方的资产规模、增值潜力以及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婚姻的达成将变得极其困难。
与之配套的变化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情感平替。在2026年，陪伴型AI已经从单纯的手机应用演变成了拥有高度共情能力的智能实体。
这种被称为情绪搭子的技术，能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提供情绪支持，能够精准地理解你的压力、焦虑和喜好。这让很多人突然发现，过去我们之所以容忍婚姻中的争吵、冷战和不被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孤独。
现在这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情感刚需被更低成本、更稳定且更具服从性的A1满足了.
这直接导致了婚姻作为情感寄托的功能在迅速萎缩。
很多人在2026年开始选择一种数字化的独居生活，他们依然有社交，依然有亲密关系，但这种关系不再需要通过一个沉重的法律契约来锁定。
社会保障的具象化也在这一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人口结构的压力，国家在育儿和养老方面的直接投入大幅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市开始实施高额的生育补贴，甚至直接将育儿假和教育津贴挂钩，且这些福利不再仅仅绑定在已婚身份上。
单身生育或者事实上的同居抚养开始获得法律和政策的同等对待。
这种政策导向让人们意识到，繁衍后代这一行为正在从一种家庭传承转变为一种社会协作。
当一个人意识到他可以独立抚养孩子，或者可以在不结婚的情况下获得社会支持时，婚姻作为生育载体的唯一性就被打破了。
面对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女性首先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硬资产和契约精神的新型认知。
在过去的旧秩序中，女性往往被鼓励在婚姻中投入大量的无形资产，比如情绪价值、家务劳动和生育成本，并期待通过法律对共同财产的保护来获得未来的安全感。
然而在2026年，法律的逻辑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谁出钱谁受益，家务补已经虽然在量化，但其数额在庞大的资本增值面前依然显得杯水车薪。
因此女性必须学会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真实的职业竞争力、独立的个人资产以及清晰的婚前协议之上。与其去筛选一个有钱的丈夫，不如去经营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现金流。
女性需要明白，在2035年那个即将到来的未来里，母职将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育儿将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且获得社会购买的行为。
建立起这种独立的认知，意味着女性可以从对婚姻的恐惧或依赖中解脱出来，转而去追求那种基于平等协作的伴侣关系。
对于女性来说，2026年的这种变化还意味着对亲密关系的重新定义。
过去我们认为不结婚的女性是不完整的，但现在女性应该意识到，亲密关系可以是一种阶段性的陪伴。
女性需要学习如何享受一段关系而不必非要追求某种永久的承诺。当AI能够处理家务，当职场社会保障能够覆盖生育，女性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打破那种传统的、需要通过男人来界定自己社会地位的心理结构。
而对于男性来说，认知的重构可能更加痛苦且迫切。
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男性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提供生存资源，这种提供者的身份赋予了他们在家庭内部的绝对话语权。
但到了2026年，这种基于资源的支配逻辑正在失效。随着女性经济实力的提升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男性作为面包获得者的吸引力在大幅下降。
如果一个男性无法提供极高的情绪价值，或者无法在共同生活中展现出超越AI的深度连接能力，他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将降至冰点。男性需要从那种掌控者的思维中走出来，转而学习如何进行情感劳动。
男性还必须面对一种马斯克式生育观的冲击。这种观念认为，生育是基因的传播是文明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些极高净值或具有强烈自我实现意志的男性，可能会倾向于追求一种非传统的繁衍模式。
他们可能会发现，养育一个后代并不一定需要维持一段长期的、排他的婚姻。
这要求普通男性也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对于后代的认知。是追求那种传统的传宗接代，还是追求与后代建立一种基于现代教育和精神传递的深层组带。
如果男性依然抱持着那种我出钱你就得听我的，或者我结婚了你就是我私有财产的旧思维，他们将在2026年后的社交环境中感到极度的孤独和被排斥。
男性在2026年还需要建立一种对法律风险的理性认知。
随着离婚成本的明晰化和财产分割的去道德化，男性需要学会如何通过合法的财务规划来保护自己的家族资产，同时也需要学会尊重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利。
这种尊重是是出于对社会规则的敬畏。男性需要明白，未来的家庭关系将越来越像一个合伙制企业，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有明确的出资和分红逻辑。
这种分男女的认知重建，其终点其实是一致的，那就是承认个体的绝对主权。
在2026年，我们会发现身边那些过得最通透的人，往往是那些散于打破常规、不再用结没结婚来衡量人生成功的人。
这种普遍的社会焦虑实际上是旧秩序在消亡时发出的哀鸣。
我们要学会在这种动荡中寻找新的平衡点，这种平衡点建立在每个人对自己生命周期的精准把控之上。
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阶段建立起这种认知，那么2035年的到来将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场盛大的解放。
那时的人们会惊讶于我们现在竟然还会为了彩礼、婆媳矛盾或者离婚分割几万元钱而痛苦挣扎。
未来的婚姻将成为一种奢侈品，一种仅供那些拥有极高精神匹配度的人去尝试的高级情感实验。而大多数人，则在社会保障和AI的守护下，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个体自由。
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社会舆论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6年我们将看到媒体不再大规模宣传那些催婚、催生的陈旧论调。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看到更多关于如何单身生活得更有质量，如何利用AI提升个人幸福感，
以及如何通过社会化的互助组织来替代传统家庭功能的讨论。
这种舆论的转向会进一步加速传统婚姻制度的解体。
总之，2026年是一个觉醒的年份。
它告诉我们，那个依靠血缘和法律强行捆绑的生存单元正在走向终结。
2026年到2035年这十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情感关系最动荡也最精彩的十年。我们会见证旧制度的瓦解，也会见证新关系的萌芽。
那么，在这种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该如何自处呢?
或许，我们需要学习的不再是如何去维护一段僵化的关系，而是如何去提升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如何去拥抱那些更具流动性、更有生命力的连接方式。
无论男女，只有那些能够快速适应数字化生存，能够从财务和情感两方面实现高度自立，且能够以合作者心态去经营关系的人，才能在即将到来的2035年获得真正的安宁。
在这场变革中，唯有那些内心足够强大、对未来抱有敬畏又充满好奇的人，才能在重构后的秩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场秩序的重构本质上是人类在走向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尊重个性的新阶段。
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慌，因为每一次秩序的打破，都意味着我们离真正的自由更近了一步。